1966年12月2日，著名将领白崇禧逝世。

消息传至已归国的李宗仁耳中，这位与白崇禧数十年交情的老人并未如众人所料般情绪激动，反而十分平静，仅淡然言道：“此等情形，不值得同情。”

谈及新桂系，普遍认知是其成员极为团结，尤其是李宗仁与白崇禧，在军阀混战年代，他们始终维系着深厚的友情，堪称一对从不背离的挚友。

白崇禧逝世后，李宗仁的态度似乎与人们心中这对“挚友”应有的亲密无间相悖，引起了诸多猜测。

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

横向对比而言，新桂系在军阀混战时期显得尤为难得，它是一个能够保持团结一致的派系。

纵向比较而言，新桂系在对外应对其他派系时能团结一致，但这并不表明其内部不存在争斗。

新桂系的内部斗争，相较于其他派系，更显激烈与复杂。

为何？其他派系成员争斗，无非为获核心人物赏识，期盼得到更多重视，进而夺取更多资源。

新桂系的特点在于其核心人物频繁更迭，尤其是李宗仁与白崇禧，谁是新桂系真正核心，直至老蒋退居小岛，仍未有定论。

团体中若并存两位核心人物，虽表面似促团体发展，但长远观之，实则潜藏重大隐患，极为不利。

众人或言，新桂系中岂无公认之核心？李宗仁不正其人乎？

此观点仅部分正确。新桂系中，李宗仁地位并不稳固，常随白崇禧地位升降而波动。

在新桂系初代“李黄白”中，黄绍竑因厌倦多年征战而早离团体。他认为，相较于军阀混战，加入老蒋幕府，或能为新桂系赢得战场上无法获取的利益，故脱下军装，换上长袍。

黄绍竑离任后，黄旭初加入，标志着新桂系新一代领导核心“李白黄”组合正式确立。

然而，确切而言，黄旭初并不属于新桂系的核心成员，其在新桂系中的地位远不及黄绍竑那般举足轻重。

白崇禧初期可归为黄绍竑阵营，随着黄绍竑的离去，他顺势接掌了黄绍竑原有的职位。

白崇禧名声大噪的契机并非北伐，而是他因病赴广州治疗期间，成功为新桂系争取权益的那段时间。

白崇禧乃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，当时北伐与被北伐将领多出身于此校。年仅30岁的他，已是新桂系重要人物，因此备受包括蒋介石等人的重视与拉拢。

李宗仁积极支持北伐，且年轻有为，手握重兵，因此成为广州方面极为重视的人选。

蒋氏等人认为，掌控白崇禧即等于掌控李宗仁，也就能掌控新桂系的核心力量——第7军。

故而，蒋氏故意拖延北伐司令部出兵时间，坚持要求白崇禧担任总参谋长一职后，才愿意下令发动军队。

白崇禧虽有谋略，但当时名声资历尚浅，难以胜任。鉴于此，加之李宗仁已进军衡阳，若不迅速支援，恐其孤军奋战，最终失利。

故而，尽管白崇禧深知此乃计谋，却也不得不踏入其中。

然而，彼时李宗仁与白崇禧对蒋介石的评价颇为一致：认为其性格坚毅，行事内敛且手段狠辣。

此类性格之人，既难以共享安乐，亦可能无法共度艰难时刻。

老蒋对李宗仁与白崇禧评价道：李宗仁性格坚毅，不易受情感左右；相反，白崇禧性格多变，易于感情用事。

事实证明，老蒋对两人的评判颇为贴切，白崇禧终其一生，皆因其性格弱点而被老蒋所利用。

北伐时期，李宗仁与白崇禧关系密切，一主内一主外，彼此照应，势如破竹。借此东风，新桂系势力在此期间得以迅猛壮大。

1927年1月，白崇禧获老蒋委以东路军总指挥之职。李宗仁闻讯大喜，随即决定自第7军中拨出4个团，作为白崇禧麾下的基本作战部队。

然而，这一提议遭到了白崇禧的婉拒。

白崇禧觉得，第7军名义上为一个军，实则仅具9团战力，增予其4团效益有限，却会削弱李宗仁麾下第7军的整体战斗力。

故而，白崇禧仅要求配备300人的警卫队伍。

此事彰显，彼时李宗仁与白崇禧关系融洽，彼此体恤，无夺兵权之意。且白崇禧亦无意与李宗仁竞逐新桂系核心之位。

何时白崇禧萌生了争夺新桂系领导核心的念头？这一想法的具体产生时刻，值得我们深入探究。

白崇禧收编唐生智的大量部队之时，便是这一进程的起始阶段。

北伐一战告捷后，唐生智势力大增，继而野心膨胀，决定对蒋介石采取反对行动。

未及一月，唐生智反蒋失败，无奈下野，将部队交予同出保定军官学校的李品仙统率。李品仙虽籍贯广西，却是湘军大将，与白崇禧素有亲近。

李品仙借此契机，凭借与白崇禧的关系，成功加入了新桂系。

此刻，白崇禧尚无取代李宗仁成为新桂系核心的意图。但世事难料，个人意志难左右局势。势力与地位至一定程度，有些事便非个人意愿所能决定。

新桂系中，白崇禧主导的收编唐生智余部行动，使得他在该派系内的地位发生了微妙变动。

一个显著的标志在于，白崇禧着手建立并壮大自己的军队。

1927年10月，白崇禧组建了13军，该军包含三个师，作为他的核心军事力量。

二次北伐时，新桂系势力更为壮大，白崇禧麾下集结了原唐生智部的廖磊、李品仙等六军。此情形恰似唐生智衰败，新桂系趁机崛起。

半道接收的部队忠诚度存疑，不及起家老部。蒋氏觉新桂系威胁地位，遂私下拉拢不安分的唐生智，后者轻松将白崇禧麾下十余万大军带回。

若非廖磊忠勇，挺身而出护送白崇禧脱险，白崇禧恐怕已在平津遭遇不测。

新升起的意图与李宗仁竞争新桂系领导地位的火苗，因这次挫败而彻底熄灭。

然而，一旦被野心之火点燃，便难以轻易熄灭。特别是享受过万众瞩目、群英簇拥之后，白崇禧已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，回归旧路变得遥不可及。

在广西，众人仍奉李宗仁为核心，但这仅是危难时刻为求团结共渡难关的临时策略。

抗战爆发后，这一临时应对措施终于无法再持续，必须做出根本性的改变。

“七七事变”前夕，蒋介石于庐山召集军政学界人士座谈，旨在统一抗战思想，为全国范围的抗战做好筹备。

华北的宋哲元、四川的刘湘、云南的龙云、山西的阎锡山及广西的李宗仁等人均未出席此次会议。

这些重量级人物缺席，导致大会注定失败，显示中国力量尚未凝聚于蒋介石周围，这对即将展开的抗战极为不利。

见形势不妙，蒋氏遣陈诚赴广西相劝，但李宗仁与白崇禧不为所动。四川刘湘、云南龙云亦电告二人需谨慎，勿轻易赴南京，以防落入老蒋圈套。

鉴于老蒋的人品与行事风格，此类行为极可能发生。昔日，他曾遣文人游说李任潮至南京，却随即将其软禁。鉴于前例，众人皆需谨慎行事。

李宗仁与白崇禧对于是否前往南京一事，内心颇为犹豫，难以决断。

从公共立场看，赴南京实属必要。庐山会议乃抗战前夕各界集结之要事，缺席恐落人话柄。

从个人立场出发，刘湘与龙云的提醒确实有其合理性。

正当两人犹豫不决之际，白崇禧的心腹爱将刘斐自南京匆匆返回，亦极力劝说他们前往南京。

新桂系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极为关键，论及反蒋之积极，无疑新桂系首当其冲，其努力程度显而易见。

若蒋介石能获取新桂系的支持，那么华北的宋哲元、山西的阎锡山、四川的刘湘及云南的龙云等地方实力派，亦会纷纷效仿。

这犹如汉初刘邦纳张良之策封雍齿为侯，老蒋对劲敌新桂系尚能竭诚结交，故与老蒋无甚龃龉的地方实力派自会解除戒备，共赴国难。

李宗仁与白崇禧对老蒋的心思了如指掌。然而，在大义当前，他们难以寻得拒绝之由。这正是老蒋精心策划的阳谋所在。

深思熟虑后，两人商定，先由白崇禧前往南京，以摸清局势动向。

临行之际，两人达成共识，桂军出战须满足两项要求：一则为必要条件，二亦不可或缺，方可成行。

一是需支付一笔开拔费用；二是需解决李宗仁与白崇禧的地位问题。

白崇禧抵达南京后，原本持观望态度的地方实力派纷纷响应，或奔赴前线参战，或积极提供军粮，抗战局势因此大为好转。

然而，李宗仁的情绪却低落了下来。

为何如此？莫非是因白崇禧抢占了本应属于他这位新桂系领袖的风采与地位？

事实并非如此。问题在于白崇禧抵达南京后的种种表现，均与两人之前商定的计划大相径庭。

桂军的军费如何筹措？还有，我在此的地位又该如何解决？

坐上副总参谋长职位的白崇禧，似乎已将这两个核心问题抛诸脑后。

桂军未获开拔费即被调出广西，且在淞沪会战大场战役中，损失惨重，兵力折损近3万人。

尤为关键的是，白崇禧竟疏忽了推荐自己这位新桂系的中坚力量出任关键职位。

至于是真忘了，还是假装“忘了”，这只能凭猜测来判断！

尽管为李宗仁安排了预备军司令官一职，但相较于其他同级上将，他的这一职务明显偏低。

冯玉祥任第3战区司令，阎锡山任第2战区司令，何应钦任第4战区司令，老蒋兼任第1战区司令。首批1级上将中，除逝世的朱培德和失势的陈济棠，唯余自己未任战区司令。

连2级上将程潜都已升任总参谋长，自己却仅是个预备军司令，这岂不是明摆着轻视与不信任？白崇禧在南京究竟有何打算？

念及此，李宗仁怒斥道：“我李宗仁岂会不识老蒋？你白崇禧与他亲近，我与老蒋的关系也未必差到哪儿！”

此种言论势必会传入白崇禧耳中。

白崇禧为何不推荐李宗仁？难道他未意识到其中的利害关系？还是说他真的已经忘却了？

并非如此。若非判断有误，此时白崇禧应已再次产生念头，欲取代李宗仁，成为新桂系的核心领导人物。

否则，难以阐明白崇禧此举的缘由，此举显得颇不合逻辑。

李宗仁见白崇禧久未举荐，便主动自荐，最终成功获得了第5战区司令长官的职位。

不可否认，此事导致两人关系产生了深刻的裂痕。

此外，白崇禧借桂林行营主任之职，在桂军中广泛安插亲信，自军长至排长，多为他任桂林军校教育长时的旧部及学生。

廖磊在世时，安徽省的21集团军尚听从李宗仁指挥。廖磊逝世后，李品仙接任，而白崇禧也开始介入安徽事务。

尽管李宗仁可能未完全被白崇禧架空，但在师级以下干部中，他的嫡系力量已大为削弱，所剩无几。

不仅如此，白崇禧对军长级将领也毫不留情，打击时不顾李宗仁意见。例如，他毫不顾忌第84军军长覃联芳作为李宗仁多年心腹的身份。

覃联芳虽有个人缺陷，如不善言辞、直言不讳易伤人，但他对李宗仁极为忠诚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

因得罪白崇禧，覃联芳被直接免职，但他毫不畏惧，拒不遵从。他自认为由李宗仁提拔，质疑白崇禧撤换他的权力。

当官司递至李宗仁处，他竟采纳了白崇禧的建议，撤销了覃联芳的职务，此举令覃联芳极为愤怒。

此后，李宗仁屡邀覃联芳重出江湖，却屡遭婉拒。覃联芳觉自己被李宗仁视为呼之即来、挥之即去的犬马，且在关键时刻未得支持。

覃联芳仅知片面，若李宗仁就覃之事与白崇禧争执，恐将提前引发二者矛盾，导致新桂系内部不和。

所以，覃联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这一过程的牺牲品。

然而，这种通过牺牲自我以求得的和解，其本质决定了它难以维持长久。

老蒋长期留意李宗仁与白崇禧的不和，见李宗仁在第5战区及广西、安徽的控制力减弱，认为时机已成熟。

于是，1943年9月时，李宗仁被任命为汉中行营主任一职。

若在过去，对李宗仁进行明升暗降，安排至有名无实的职位，他与新桂系绝不会服从这样的安排。

1943年，新桂系的核心逐渐从李宗仁转向白崇禧，鉴于白崇禧并未坚决反对，李宗仁又有何理由拒绝这一转变？

若他拒绝，则需白崇禧相助，但此刻的白崇禧是否还愿冒仕途之险，全力挺他，实属未知。

抗战结束后，李宗仁抵达北平，担任北平行营主任一职，然而，此职位虽高却并无实权。

李宗仁不甘政坛隐退，毅然决定竞选蒋介石副职。若胜，则静待时机；若败，则返乡广西，彻底告别政治舞台。

白崇禧对李宗仁的选择持反对态度，但他无法公然提出异议，因为在表面上，李宗仁依然是新桂系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。

李宗仁竞选获胜后，白崇禧心有不悦，这种情绪在他太太马佩璋身上显露无遗。

老蒋出于愤怒，将白崇禧的职位从“国防部长”贬为华中“剿总”司令。马佩璋言及此事称，“德公”降级，我们亦受牵连，随之降职。

白崇禧果然表现出不履职的态度，原因在于此次调动实为降职，他难以接受这一被视为“侮辱”的安排。

实则，此乃白崇禧之策。他意在谋取更多兵权，故采取以退为进之策，佯装不满官职低微，迫使蒋介石让步。

最终，无奈之下的老蒋只得决定将华中和徐州两地均交由白崇禧掌管。

然而，白崇禧突然改变主意，因他从李宗仁处获悉美方有意“易帅”，计划以李宗仁替换蒋介石。

迫使蒋介石主动交出权力的唯一方法，就是让他的军队遭受重创，直至几乎全军覆没。

因此，白崇禧昨日应允了蒋介石的要求，今日却突然反悔，这让蒋介石大为震惊，颇感意外。

李宗仁执政后，因部队与财政匮乏，面临重重困难。与此同时，蒋介石私下竭力笼络白崇禧，频频许以兵马与钱财，诱饵不断。

白崇禧又一次被情感左右，不慎落入了蒋介石的圈套，吃了大亏。

李宗仁洞悉白崇禧的软肋，出国之际，他紧握白崇禧的手告诫：“天下之大，皆可往，唯独不可随老蒋赴那座孤岛。”

白崇禧同样表达了赞同的意见。

最终，白崇禧仍随蒋介石而去。他不听李宗仁劝告，自蹈险境，一因对蒋尚存幻想；二因情感冲动，蒋几句好言便令其迷失；三因心腹李品仙的欺骗。

李品仙早已被蒋介石收买，他遵照蒋介石的指示，设法将白崇禧诱骗至岛上。

自白崇禧踏上岛屿的那一刻始，他便与此地紧紧相连，再也无法离去。

白崇禧与李宗仁数十年交往间，曾三次有机会撼动李宗仁在新桂系的核心地位：北伐胜后掌唐生智部十万大军时、抗战时李宗仁任汉中行营主任时、李宗仁出国他独揽新桂系大权时。

白崇禧因“机关算尽”，却终“误了卿卿性命”，其不明大义、不顺大势、不识时务之举，最终断送了自己的生命。

黄绍竑洞察明晰，直言不讳，他指出，白崇禧这位被誉为“小诸葛”的人物，实则智慧并不超群！